在新浪微博上看见钱理群老先生的一句话被反复转发：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。贬义的，颇有疑惑，难道先生在缅怀“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”的时代或精神？那个时代的“利人”，比比皆是的是：锋利的利，用道德利刃利人的。现代精神里，利己是中性的，利己主义，有争议，可以探讨。
一时疑惑，过了就过了。但是反复看见转发与赞同的评论，决定探个究竟。
（微博信息截止：4月23日7:30）
@北大陈浩武：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尖锐指出：我们的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大批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＂，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我们的教育体制，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＂有毒的罂粟花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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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(23534) |评论(1916) 4月22日10:41 来自iPhone客户端
教育的事，自然要看看杨东平教授的，找到，如下：
@杨东平 ：刘道玉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，钱理群说，要警惕大学正在产出一种没有信仰的、高智商的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为别人做的所有事都是一种投资，这种”有毒的罂粟花”正在被培养为未来的社会领袖，他们的危害将远远大于粗鲁的贪官，是中国最大的危险。
标签： 转发(170)|收藏|评论(65)4月22日13:55 来自Android客户端
基本上同一个信息，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仔细比较两段微博，难道是因为“包括北京大学”、“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”、“一旦掌握权力”几个字？或晚发三小时？不至于吧。
再比较二人微博上的个人信息：
@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，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
@北大陈浩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
比较二人同一信息微博：
身份不是重点，经济学、管理学是显学、热门，教育研究相对冷门，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别。何况杨东平教授可以称为教育研究的权威了，粉丝知道情况的。哪怕扣掉各种假粉，落差依然。@杨东平 的粉丝是@北大陈浩武 的三倍多，同一信息转发却反而少近140倍。
罗列这些，完成是为了本文的说服力，看一眼微博内容就知道原因了，二人都有配图，可读性相当。但是杨东平的微博都是教育类信息，陈浩武的比较符合微博传播特性，一个页面约50条微博，基本是政治类的热点、敏感话题。奇怪的是，其它转载都在百次以内，这条达2万3。
政治类的热点、敏感话题是微博的传播热点。一个教育类信息，以教育的角度解读，关注少，以政治的角度解读，关注多，仅就此例而言，二者差别140倍。
附：背景信息
@杨东平 ：参加刘道玉校长召开的“理想大学”研讨会，刘道玉提出学术至上，大学应成为思想的孵化器。朱清时、钱理群等发表精彩意见，呼吁改变大学无精神，大学无操守的现实。
标签： 转发(36)|收藏|评论(25)4月22日11:16 来自Android客户端
@北大陈浩武 ：晚餐前我告诉钱理群教授，我的一条关于他今天会议上发言的微博，已经有一万八千多条转发。他感到很新奇，也很兴奋。他告诉我：1，他至今不会用手机；2，他的新作「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」最近在台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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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： 转发(27)|收藏|评论(12)4月22日21:34 来自iPhone客户端
@杨东平 ：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、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召开的“中国高等教育研讨会”，郑永年教授发表关于中国教育哲学的主题发言，认为核心是建立专业主义。
@杨东平 ：参加一天高等教育会议，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谈高教改革，认为中国大学是最后一个国企，“大学非常产业化，但与产业毫无关系”。大学应当从资源竞争转为体制竞争，核心问题是建立“专业主义”的教育哲学，调整权利、责任、利益，确立政治与学术的边界，改变“主动行政化”、“主动市场化”。
杨东平这两条是前一天即21日关于另一个教改会的，“专业主义”的提法跟我曾提过的“专业伦理”或“职业伦理”接近，而且，不仅面对大学教育，是面对全社会的。稍有不同的是，我的专业伦理，还有一个功能是用来反对“做事先做人”的前现代的空壳化的道德、和普遍的泛道德化倾向。
空谈做人非空即近伪，在做事中做人，事不做好，谈不上做人。人做好了然后被政治阉割、或绑架，人性之美被置换到党性、官员品格，这是常见的政治欺诈、政治迷魂术。借用钟南山的精神，一个医生做好医生是最大的政治、是第一政治伦理。新闻专业主义亦然，新闻从业人员的第一导向是新闻专业性，而非政治或其它。
官员或党派成员，政治是第一性，那是他们的选择，暂且不论，专业人士的第一性是专业。在专业领域去政治化，在专业伦理的基础上重建整个道德伦理。
刘道玉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举办多届了。他被尊称为“永远的校长”，1981年，以教司司长的身份空降武汉大学担任校长，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最年轻的校长。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：学分制、主辅修制、转学制、插班生制、导师制、贷学金制、学术假制等，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。由于受到教育部、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，1988年被免。
哎呦，跑题了，我本来想说什么来着？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和中性的、合理的利己主义。
钱理群老先生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断、呼吁不息，充满忧患意识，令人敬佩。查阅资料时发现，此观点已不是第一次见光，微博扩大了传播。早在《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——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〈寻找北大〉答采访者问》里，就提到：“大学不培养绝对的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有定语前缀“绝对的”，这很重要。
绝对的利己主义肯定有害，关于利己主义，学术史上的争论不少了，重提还是争论。不提也罢。
回归观察现实，“世俗，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……”，这些判断大抵没错，是否都是症状，仍需进一步分析。世俗，如果是庸俗之义，那无疑义。如果仅是世俗之义，那其相对的是超越于世俗的学术性的、精神性的，这就需要阐述得更加清晰。世俗化本来是现代社会区别与宗教社会的分界点，重提精神、甚至重提信仰，需谨慎。信仰肯定不是问题的症结，中国当下的问题，其它有信仰的国度都发生过，今天中国那些良好的典范，也未必是因为有了信仰。更重要的是：信仰无法在大学教育，除非神学院佛学院等。
“表演”和“配合”，只有在和强权苟合时，才能确定是坏的，其它时候，很难马上确定。假定钱先生指的就是与强权的苟合。
精致是大学应该教育、训练的，包括：思辨和技能。精致的、或叫做精密严谨的思维和论证能力，精致的、或叫精准熟练的技术操作。这既是技能的培训，也是对人性的改良，防止或去除粗鄙化。整体上，大学教育这方面并不成功，大多毕业生需要在岗位上再学习。但是就学生会、或者苟合者而言，可能是成功的。
利己，而是一种本性，本性是中性的，不带贬义。利己主义，作为一种观点，在中国尤其有争议，有学者用规范利己主义、理性利己主义去修正，或有宗教信仰用“利他”去反对。前者在理论上不可取，后者在行动上不可行。嘿嘿，多说一句：前者在行动上具有可行性。至于理论上的修正主义，通常挺倒霉的，适得其反。读者或反对者通常只记得“其反”，忽略其“正”。
利己主义，不是大学教育出来的，而是社会带进来，需要大学去改良或改造的。大学中得某些教育可能鼓励、默许或没有恰当引导，导致这种本性走向恶性，而没有走向自我规范、自我完善和互惠、互助的积极一面。
本性一方面尊重，一方面合理引导规范。倡导个人奋斗、个人成功，不坏吧，不择手段才坏，该批判的，损人才坏。利己并不必然导致损人。
利己主义在行动上的外向修正是自我规范，达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契约。在内向上的修正是自我完善，在精神层面自我提高。高级的利己主义，在物质和社会上的成功，是在满足成就感；在物质、社会行动上帮助他人，是获得精神愉悦。这并不算很坏，虽然依旧有变坏的可能：把他人和社会工具化了，即所谓的把成人之美当作“投资”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很难反对这种价值观，只能倡导另一种价值观。
利己主义有风险，如何规避?理论上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替代。如果用集体主义并且以说教的方式替代，那一脚回到改革开放前了。集体之集，带有强制性，集体是非自然的，集体意志通常被集主代表了、或者被集群的方式决定了。
生态群落之群，引渡到群己之群，即：自然的自然状态过度到社会的自然状态。 群落中任何成员，都是群落一份子，参与构成群落，都必然影响群落并被群落影响。个人和他人、群体是共生关系。这是更人本的阐释。
目前的大学，一方面，缺从形式到内容的群体性活动，另一方面，仅有的一些群体活动，被冠以“集体”、“团体”的名义进行。群体活动，最基本的，比如：群体讨论，讨论必是多声部的众生喧哗，听取和发言同等重要，理解领会并总结他人和众人的观点，达到综合概括。越能综合概括者，越具领导力，领导在自由讨论中自然产生的。
这个意义上的领导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群体，当然，不代表外在强制力之意志。如果存在与外在强制力的合作，领导必须代表群体去交涉，他不是外在强制力的代表、或派出人员。现在这类代表被内定、被选中、被安插的太多。钱理群先生指的是这些人吧。大学师生群体，由于缺乏自由产生的代表，呈离散状态，被代表于是乘虚而入。这不是教育本身能够改变的，症结在教育之外。在大学主体缺位状况下，所谓精神，就是没有独立精神，跟某某精神保持一致，所谓操守，是听话配合乖巧。
所以，大学教改的重点在于自主办学，只要不是自主的，就不可避免是他主。他主什么，就是什么。教授只能消极抵抗。而钱先生之言，我以为就是一种高蹈的抵抗，在被给定的选项选择：合作？不合作？
除此之外，有第三种可能吗？
高等教育有两个功能：培养理想人格、培养高级劳动者。前者是精神传承，后者是技能传授。换一套语汇，教育就是生产生产力，并且这种生产力是具有自我改造能力即创新能力的。解放教育就是解放生产力的生产，而且也是解放生产力自我创新能力的生产。
不解放，那就是解放前状态。在长安街堵车的时候，咱们仰头透过-----如果透得过的话，透过灰蒙蒙的阴霾望望星空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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